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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是佳人;乳,有偶同;纯,属虚构!

 
 
 

日志

 
 

抗战时期的伪军和汉奸  

2017-01-12 23:17:03|  分类: 野史爆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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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伪军和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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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全东北,此时东北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终战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军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被俘后,中国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攻占中国土地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临时政府、德王蒙疆政权和汪精卫南京政权。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本人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主要头目有: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满洲国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清乡军司令潘尚武,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和平**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第二军军长刘培善,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陆军第13师”、“南岸地区自卫纵队”、“浙东自卫纵队”、“中顺部队”及“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军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中国国土。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失败后,改变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日军则大肆收罗汉奸,破坏抗战,“除军事行动之外,日军还暗地派特务到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提前毕业。据最近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照片当成罗瑞卿。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与当地女人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自杀身亡”。

       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敌“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军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此计未成,再选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勾引甄,被甄识破。敌又收买五大队的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给其做饭,在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

       巧的是,这时来客人,甄只顾与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人员中毒。甄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中共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军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地方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本人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针对日伪对根据地日益频繁的汉奸特务活动,中共方面紧急开展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即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愿协助进行保卫的民众抗日团体。

       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来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中国方面造成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帮助,甚至满足你过份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活动,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一些,通过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联络时间,在登陆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军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日本人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国军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考虑,就答应了。(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如指掌。

       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兵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军决心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国军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收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呼声》的刊物上撰文惊叹:

        “在这九省通衢之地,抗战后重心所在的武汉,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魉。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间,保不准许有一个黑透心的汉奸特务,如果把武汉彻底清扫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这样的垃圾,熏臭武汉的江面。”

       现在看来,九江的失守,武汉的沦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未开仗之前,士气即已被有恃无恐的汉奸们耗散大半。

        在沦陷区里,汉奸更是波澜壮阔。1939年2月,日军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速公开麇集起来,成立“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日本人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汉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日本人铁蹄下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导会”、“陆军报导会”、“大使馆报导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高论,或者请来希特勒的语录:“自由时代已成过去,民主主义之复活完全失败,各国未能觅得社会改造之真正途径者势必混乱”……

       其中,大名鼎鼎的《申报》,总编辑是由占领当局委派的陈彬龢。此人在30年代初是该报总编辑,因在报上多有激烈文字让国府不悦,令其离开,此后斗志不坠,又参加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他再主持《申报》以来,该报一切言论完全站在日方立场,影响最为恶劣。比如为日军容易收购“军米”,他撰文,劝自己的同胞吃杂粮,理由充足,当然他自己每餐大菜,常是国际饭店的坐上客。日本人很满意他,送他两辆汽车,自己还有三轮车包车和马车,出门煞是威风,时称“五车先生”。

       在上海的“中华影业公司”,所辖演职员达3000余人。在占领当局所举行的各种“祝捷”、“反英美”活动中,还有赞颂“皇军神勇”的宣传片,均予以积极配合。此外,还摄制不少充斥风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让中国百姓不知有晋,何论汉唐。 

       北京大学并入西南联大去昆明,日本人也要这块招牌来点缀“大东亚共荣圈”的古色古香,书声琅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被郑振铎称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现在一个“重镇”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帮助日本人挑起这块牌子。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央大学搬迁去重庆,但在南京也有一帮人物仍在操持着“中央大学”……

       就在日本人的大厦将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里举行一场由《申报》张罗的所谓“神鹫赞美歌词”应征歌曲音乐会。陈彬龢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国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航空部队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以一人一机粉碎一舰。此英勇精神在后方有广泛宣扬之必要,对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社会反映异常踊跃……在海军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辞后,演唱开始,“歌声雄伟,听者动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挥,第二首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指挥这首歌的是一个中国人,大名鼎鼎,是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秉笔直书”其名字的一位著名音乐家。

       1937年12月14日,即日寇开始南京屠城的第二天,在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操纵下,北平成立了伪“临时政府”,以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逆克敏为主席。在其下设立“管理全国治安事务”的“治安部”,由齐逆燮元出任“总长”,并授以“伪上将”军衔。伪“治安部”成立后即编成“剿共军”(俗称“黄协军”)第一、二、三、四路,拼凑出“最早的、比较正规”的华北伪军。伪“剿共军”由伪冀东保安队、原北平宪兵(笔者注:这些宪兵不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宪兵,而是由二十九路军在北平成立的宪兵队)、黄协军、民团军等地方汉奸武装共万余人编组而成。

       1938年5月10日,伪“治安部”在北平通县成立“陆军军官学校”,齐逆兼任校长。

       1939年10月,由伪“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296名毕业生、伪“军官队”、伪“军士教导团”第一期的结业学员和在华北沦陷区招募的1万3千余名壮丁,以及原来的伪“剿共军”,合编为伪“治安军”(俗称仍为“黄协军”),齐逆兼任“治安军上将总司令”。伪“治安军”下辖3个集团(相当于师级)、2个独立团,共8个团1万5千余人。

       1940年1月14日,在北平武庙举行“建军授旗式”,齐逆宣称:“……‘治安军’为担负华北治安之唯一军队……”。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汪逆精卫为“主席”。随即华北伪“临时政府”改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部”改称伪“治安总署”,伪“治安军”易名为伪“华北绥靖军”(“治安军”名称仍沿用,俗称仍为“黄协军”),齐逆任“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1940年9月底,伪“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926名毕业生在北平北郊清河新址(其遗址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现址)举行毕业阅兵式,齐逆等出席。

       1940年底,伪“治安军”开始扩编,新编4个集团、6个独立团,总兵力达14个团5万余人。

       1941年5月1日起,伪“治安军”19个团开赴冀东,在河北滦县建立“华北绥靖军总司令行营”,执行“……把冀东的治安完全恢复……与皇军(日寇)互相提携,以共同力量彻底覆灭共军(八路军)而……”的任务。但由于其战力有限又加之华北抗日军的重点打击,遭受了惨重损失——两个团的大部、五个团的一部、七名团级军官均“撒手而去”。不久第四、第十团被撤销编制。

       1941年10月21日,新编各团在北平武庙举行“授旗式”。

       1941年9月,伪“治安总署”整编伪军部队,原伪“华北警备队”(前身系冀东伪保安队)改编为第101集团(下辖3个团),伪“剿共军”第二路改编为第102集团(下辖3个团),伪“剿共军”第三路缩编为第107团。

       1941年10月,伪“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706名学生毕业。

       1941年底,伪“治安军”新组建第八、第九2个集团(下辖5个团)。

       1942年5月2日,伪第101、102集团下辖各团和107团在北平武庙举行“授旗式”。

       1942年12月11日,伪第八、第九集团下辖各团在北平武庙举行“授旗式”。

       1942年间,还编组了伪教导集团(下辖军士教导团、步兵教导团)和新兵补充团。至此,伪“治安军”共辖12个集团、29个团,共9万余人,号称“10万大军”(此时加上其它伪军,华北地区共有伪逆武装20余万)。

       1943年秋,伪“治安军”进行整编,各集团、团的隶属和驻地发生较大变化。

       1943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齐逆被解职,杜逆锡钧出任伪“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上将总司令”。

       1944年1月1日,伪“治安总署”改称伪“绥靖总署”,伪治安军正式改称伪“华北绥靖军”(此后,治安军名称不再沿用,但民间仍称“黄协军”或“治安军”)。

       1945年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改组,王逆荫泰任“委员长”,门逆致中任伪“绥靖公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其时军衔为中将,3月底晋升为上将)。

       1945年3月,伪“绥靖公署”“诏安”了山西长治一带的地方伪军“山西剿共军”6000余人,组建第十二、十三集团,下辖6个团,1945年4月11日,伪第十二、第十三集团下辖各团在北平怀仁堂举行“授旗式”。同日开始,伪“华北绥靖军”军旗样式由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改为伪“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伪“华北绥靖军”的编制、驻地如下:第一集团驻河北唐山、第二集团驻河北滦县、第三集团驻河北乐亭、第四集团驻山东聊城、第五集团驻河北迁安、第六集团驻河北保定、第七集团驻河北永清、第八集团驻山东平度、第九集团驻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第十集团驻河北玉田、第十一集团驻河北邢台、第十二集团驻山西沁阳、第十三集团驻山西寿阳、教导集团驻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总兵力5万5千人,枪械4万4千余支,各种炮1000余门。

       1945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伪“华北绥靖军”改编为“第九路军”(又称“河北先遣军”),门逆任中将总司令。

       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日本“华北派遣军”受降仪式,门逆也以“第九路军总司令”的头衔参加受降。

       1946年6月初,慑于民众的压力,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第九路军”,门逆也弃职赴香港。但华北伪军的大部(校尉军官和精壮士卒)被编入华北国军各部。

       伪治安军(华北绥靖军)曾先后编组了14个集团(师级),一般下辖2至3个团,下文中各集团所辖团的“初辖”指组建之初的情况,“后辖”指1943年10月以后的情况。集团司令的编制军衔为少将、中将,集团参谋长的编制军衔为上校、少将。现将各集团情况简述如下:

       伪第一集团,组建于1939年10月,先驻北平北苑,后移防河北唐山,辖第一、第二两团。历任集团司令:刘凤池少将(1939年10月6日任)、李定衡少将(1941年7月9日任)、李阔泉少将(1942年10月4日任)、卢凤策少将(1943年3月29日)。历任集团参谋长:田申上校(1939年10月6日任)、薛式如上校(1941年6月5日任)、金绍宗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

       伪第二集团,组建于1939年10月,先驻河北保定,后移防河北滦县,初辖第三、第四两团,后辖第三、第八团。历任集团司令:黄南鹏少将(1939年10月6日任,1941年11月1日晋升中将)、李瑛少将(1942年3月20日任)、栾乐山少将(1943年4月任)。历任集团参谋长:李瑛上校(1939年10月6日任)、徐贯一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熊子涵上校(1941年7月14日任)、邓大纲中校(1942年5月8日任)、齐靖宇上校(1943年2月4日,齐燮元的儿子,曾在德国学习过军事,是伪治安军第一代军服的设计者之一)。

       伪第三集团,组建于1939年10月,先驻河北唐山,后移防河北乐亭,辖第五、第六两团。历任集团司令:刘组笙少将(1939年10月6日任,1941年11月1日晋升中将)、卢凤策少将(1942年10月4日任)、宋延裕少将(1943年3月29日任)。历任集团参谋长:赵晋三上校(1939年10月6日任)、罗宝泰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刘云龙中校(1942年3月20日任)、唐椿林中校(1942年10月4日任)。

       伪第四集团,组建于1940年10月,先驻河北北苑,后移防山东聊城,初辖第九、第十两团,后辖第九、第十七、第二十七等三团。历任集团司令:姜恩溥上校(1940年10月22日任)、陈志平少将(1942年2月3日任)。历任集团参谋长:王景和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安雅轩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朱宏上校(1942年5月8日任)、李建善中校(1942年12月21日任)。

       伪第五集团,组建于1940年10月,先驻河北通县,后移防河北迁安,辖第十一、第十二两团。历任集团司令:胡恩承上校(1940年10月22日任,1941年晋升少将)、叶荫南少将(1941年7月14日任)、刘化南少将(1942年3月20日任)。历任集团参谋长:杨琦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康逢祥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绍冠章中校(1942年10月4日任,1943年晋升上校)。

       伪第六集团,组建于1940年10月,驻河北保定,初辖第十四、第十五两团,后辖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等三团。1945年夏季,该集团一部(1个团部加1个营)反正,此事即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主要素材,后被八一厂改编为革命经典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历任集团司令:宋延裕上校(1940年10月22日任)、李瑛少将(1941年11月1日任)、齐荣少将(1942年3月20日任)。历任集团参谋长:祁继忠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杨学潜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朱文澜上校(1942年5月8日任)。

       伪第七集团,组建于1940年10月,先驻河北唐山,后驻河北永清,初辖第十八、第十九两团,后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等三团。历任集团司令:马文起上校(1940年10月22日任,1942年晋升少将)、薛式如上校(1943年8月13日任)、赵晋三中将(1944年4月26日任)。历任集团参谋长:邵化民上校(1940年10月16日任)、刘之初上校(1941年12月17日任)、杨冠英中校(1942年10月4日任)、王仁轩中校(1943年3月31日任)。

       伪第八集团,组建于1941年10月,驻山东平度,初辖第十八、第十九两团,初辖独立第二十一、独立第二十二两团,后辖第二十一(原独立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原独立第二十二团)、第三十四(原独立一零七团)等三团。历任集团司令:宋延裕少将(1941年11月1日任)、徐贯一少将(1942年10月4日任)、王××少将(1943年4月任)。历任集团参谋长:祁继忠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冷兆一中校(1942年2月24日任)。

       伪第九集团,组建于1941年10月,先驻河北唐山,后驻河北宛平,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团。历任集团司令:富经武少将(1941年11月1日任)、田文炳中将(1942年3月20日任)、王斌少将(1942年10月4日任)、邓大纲少将(1944年6月任)。历任集团参谋长:唐昆上校(1941年11月1日任)、李骏若上校(1942年4月10日任)、洪作武中校(1943年1月25日任)。

       伪第十集团,即原第一零一集团,组建于1941年9月,驻河北密云,辖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等三团和炮兵队(团级)。1943年9月改称第十集团,移防河北玉田,辖第二十八(原一零一团)、第二十九(原一零二团)、第三十团(原一零三团)。历任集团司令:王铁相中将(1941年9月27日任)、田文炳中将(1941年10月6日任)、李燮坤少将(1942年3月20日任)、杨琦少将(1943年5月任)。历任集团参谋长:李骏若上校(1941年10月17日任)、杜帆扬中校(1942年6月20日任)、南宫辰上校(1942年10月4日任)。

       伪第十一集团,即原第一零二集团,组建于1941年9月,驻河北邢台,辖一零四、一零五、一零三等六团。1943年9月改称第十一集团,移防河北邢台,辖第三十一(原一零四团)、第三十二(原一零五团)、第三十三团(原一零六团)。历任集团司令:高德林少将(1941年9月27日任,1943年6月28日晋升中将)。历任集团参谋长:庞定远中校(1941年10月31日任)、姚景洙上校(1942年12月21日任)。

       伪第十二集团,组建于1945年3月,驻山西沁阳,辖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等三团。集团司令:李宝森少将(1945年3月任)。集团参谋长:段炳昌上校(1945年3月任)。

       伪第十三集团,组建于1945年3月,驻山西寿阳,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等三团。集团司令:杨诚少将(1945年3月任)。集团参谋长:何焜上校(1945年3月任)。

       伪教导集团,组建于1941年10月,驻河北通县,辖军士教导团、步兵教导团等两团。历任集团司令:齐燮元上将(1941年11月1日兼任)、刘组笙中将(1943年12月14日任)。历任集团副司令:田申少将(1941年11月1日任)、李海天少将(1943年12月14日任)、洪作武中校(1943年1月25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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